10多天前，家住重庆市长寿区的我，接到了一位来自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朋友的长途电话：“大哥，您好啊！自从你我在公安部‘打工’分别后，您现在还在继续使用您那‘智力倍增器’、‘时间积分器’、‘高级智力普及器’写作、上网吗？哈哈哈！”来自远方朋友的问候和逗乐，不禁使我回忆起在北京公安部“打工”的那段日子——

　　那还是在3年多前，单位领导通知我立即去局长办公室“有紧急任务”。局长慎重地告诉我：“接到上级紧急通知，你被借调去北京公安部工作，时间半年至一年。你这次去公安部‘打工’，不仅是代表我们长寿公安机关，更代表了重庆市公安局，一定要把‘工’打好哟！”
　　一个最基层的普通民警被点名选调去全国公安机关最高领导、决策部门“打工”，在当地一时间成为“爆炸性”新闻。更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莫说全国上千万民警，就是重庆市数万民警中也不乏精英豪杰，怎么选调也轮不到我这个年过五旬的老头去公安部“打工”呀。
　　那年7月23日下午2时，飞机在天空翱翔了2个小时后，平稳着陆于北京首都机场。走出机场，在出口处的接送人群中，一块十分醒目的接人招牌吸引了我：“重庆、余仁厚先生”。当我激动地走到高举牌子青年人面前时，他对我这个带着浓浓川味“老头”并未引起注意，仍然举目眺望走出机场的人流，寻找他要接的目标。
　　“请问，您是公安部的同志吗，我就是重庆的余仁厚。”我上前自我介绍道。
　　他仍然不相信地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你就是余老师？”当我十分礼貌地向他出示了《介绍信》、《警官证》后，他才如梦初醒：“对不起，我们都以为你是个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呢……”
　　去公安部的路上，那位公安部宣传局新闻中心的王处长简要向我介绍了一些公安部的情况。此时，我心中的种种疑问欲马上从他嘴中揭晓，于是插话问道：“你们选调我这样一个老头子到公安部干什么呀？”
　　“你的主要工作，是撰写全国公安机关在打黑除恶的战役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宣传演讲材料，他们将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这也是党中央、中央政法委的决策和部署呀！”
　　“呀？！”我大吃一惊，“你们怎么抽调万里之遥的一个普通民警来担当如此重任哟？”
　　“老余呀，你就不要在我面前‘虾子过河，牵须’（谦虚）了。”王处长笑着道：“我们专门有人负责统计全国公安机关民警稿件上媒体的情况，发现你近年来上稿数居多，所以你的名字就在我们公安部宣传局挂上了号。”王处长又说：“实在抱歉，你的文风活泼、新颖、明快，我们以为你一定是个青年人，年龄最多在40岁以下，所以刚才在机场门口差点闹出了大笑话，请您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哟！”
　　我这才明白了抽调我来公安部打工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这次在全国抽调写手2名，除你外，还有一个东北大汉、38岁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公安局《齐齐哈尔公安报》总编葛辉，他已先期到达，一会你们就能相识了。” 王处长道。
　　说着，警车驶进了位于北京天安门斜对面的公安部大院内。至此，我在全国千百万民警向往的公安部里开始了“打工”生涯。

　　刚开始，我心中真不是滋味。据我了解，新闻中心里，从处长到民警不仅人人具有硕士以上学历和文凭，而且个个都是写作的行家里手，所写文章都屡见中央级报刊杂志电台，还有人著书立说、出版发行的。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读了一年高中课程就停课、实际上只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我，在这高手如云的公安部宣传局新闻中心，真有相形见绌和班门弄斧之感。我暗下决心：既来之，则安之，消除自卑感，树立自信心，既要虚心向公安部领导和老师们学习，又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和特长，扬长避短，“打好工”、写好文。
　　在宣传局及新闻中心领导的指导和安排下，我和来自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等地公安机关英雄模范人物接触，采访了“打黑除恶”10名英模人物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仅半个月，就撰写出《巾帼不让须眉》、《真情的力量》、《与“李鬼”打交道的人》等一篇篇先进事迹宣传材料。
　　然而，有一件最令我尴尬的事发生啦！刚进新闻中心时，我就看到他们早已进入“无笔纸化办公”时代，人人熟练掌握了电脑操作。而我们那儿的公安局还没有条件和经济实力实现电脑操作，民警大都还是靠“一支笔、一叠纸、两条腿”办案办公，我同样对电脑一窍不通。
　　宣传局新闻中心的领导考虑到我不会用电脑写作，便临时从某公安杂志社借调了一位20多岁的漂亮女打字员小孟专门给我打印文稿，葛辉对我戏言道：“老余真有艳福呀，到北京还给专门配了个年轻靓丽的女秘书哟！”
　　戏言终归戏言，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学会电脑。晚上，我将学电脑的想法告诉了葛辉。说干就干，次日晚上，我到王府井大街的新华书店，一口气买了《五笔字型快学通》等100多元的书籍，利用晚上和中午休息时间，“啃”这些电脑教科书，并认真作学习笔记。
　　真是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书中许多名词术语我不懂，最头疼的是在背记“五笔字型字根助记词”时，好多英文字母都不认识。后来，我在学习和翻阅电脑教材中，突然发现字根字母是我们日常玩扑克牌上的“A、K、Q”，干脆以扑克牌来记吧，如“A”，就认为它是“黑桃A”。为了牢记电脑键盘上的“五笔字型字根”，我在上下班路上或早晚在公安部大院里散步时，有意识地观察公安部大院里出入或停放的每辆警车的车牌号，脑子就立即反映出它的字根及助记词来，如车牌号为“京F00356”时，我就背诵“F”的字根助记词：“土士二干十寸雨，不要忘记革字底”。见一辆车牌号就背一条电脑五笔字型字根助记词，倘若背诵不上来时，我就当即掏出随身携带的电脑教材来对照，直至背诵出为此。我用此笨办法很快就将十分难记、易忘的“五笔字型键盘字根助记词”背得滚瓜烂熟了。
　　我学电脑的热情受到宣传局和新闻中心领导的关心与重视。宣传局副局长兼新闻中心主任单慧敏知道后，将一台电脑送到了我住宿的公安部招待所房间，并指派新闻中心青年民警宋玉荣利用空余时间予以指导帮助。通过12天的刻苦练习，我人生中第一篇由自己亲手用电脑打的790字文稿《牛马盗帮覆灭，村民高枕无忧》写作成功了！当我交稿时，新闻中心的领导和同行都表现出吃惊之态。总爱与我逗乐的葛辉说：“我们的余大哥是人老心难老，老了学电脑！”话刚出口，在场的人无不捧腹大笑。
　　从此，我对电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要一有空，就坐在电脑前背字根、练指法、打文章。循序渐进，我逐步学会了“造词”、“编辑”等基本功和技巧，同时，还学会了相片扫描、上网、发电子邮件等等。
　　我心中窃喜：我来公安部 “打工”可算是“打”出了收获。

　　公安部上班实行“朝九晚五制”，上下班纪律严格，所有办公室整整齐齐，窗明几净，办公室严禁吸烟，这对于烟龄将近40年的我确实难以忍受，有时“烟虫”抓得我心里直痒痒的，只好去卫生间或到院子里悄悄过一把烟瘾。
　　公安部属于“园林式”的建筑，不仅正门、侧门、后门武警24小时站岗警卫，就是公安部大院内主要办公大楼均有武警守护，出入者必须出示公安部特制的防伪《出入证》。时间长了，我与站岗值勤的武警相识到熟悉。其中一个叫王强的青年战士，是刚从天安门国旗卫队轮换到公安部值勤的，当他在查验我的《出入证》时听出我是重庆人时，十分亲切：“呀，我们是老乡呀！”原来他老家在重庆市渝北区，与我们长寿县（区）接壤。交谈中，得知他是个建筑老板、百万富翁的儿子，但他不坐享清福，高中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武警部队。最近他听说母亲哮喘病又犯了而且很严重，十分孝顺的儿子专门在北京购买了几盒治疗哮喘病的好药，托我回家时，送到他家。
　　国庆前夕，全国“打黑除恶”10位英模人物的先进事迹演讲材料经过千修万改后终于定稿，当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在当时的公安部长贾春旺等部领导的陪同下亲切接见英雄模范人物并检阅了他们试讲后，十分满意，予以高度评价。公安部决定组织他们到北京和全国各地巡回演讲。至此，我在公安部宣传局“打工”生涯也宣告结束了。
　　离开公安部时，宣传局、新闻中心领导专门在 “全聚德”北京烤鸭店办盛宴为我饯行。警官宋玉荣即席发言道：“老余您来京时间不长，但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给我树立了榜样。您的‘老来’勤奋，您的学电脑精神，将成为鞭策我不断学习的动力。”
　　宣传局副局长兼新闻中心主任单慧敏赠送我一只精美的“依波表”，勉励我只争朝夕，继续努力。我在公安部“打工”的日子虽然结束了，但宣传局及新闻中心领导和老师们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使我终身难于忘怀，也激励着我今后的人生。
　　我返回重庆后，花了8700多元买了一台电脑及打印机、扫描仪等设备，自费订阅了一份《电脑报》，便于学习、使用电脑。回单位上班不久，全局各科队室所先后也都购置了微机，民警们掀起了学习电脑的热潮。我也将在公安部学到的电脑操技术知识运用于实践，电脑在我日常工作、生活、学习、写作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逐步成为我的“智力倍增器”、“技能倍增器”、“时间倍增器”。这也算是我在公安部“打工”的收获的延伸吧！
　　难忘今生，难忘我在公安部这段“打工”之情！